一堂失败的离别课

早上八点钟,我被电话铃吵醒。是爸爸,他语气紧凑,又有一点疲惫。我隐约猜到了什么。

“孩子,你别紧张”,他说,“爷爷情况不太好,你看怎么回来一趟。”

我应声答应,问了现状,便匆匆挂了电话。我躺了一分钟,脑子里什么也没想,然后坐起来,用手机查询最快的机票。从云南大理到黑龙江大庆,最快的中转也要十个小时。我比较价格,敲定线路,收拾东西,直到下楼出门,都好像在安排一次突然的出差。

是的,我没有一丁点紧张,或者说,没有什么大的情绪波动。

接下来的行程有条不紊,我还趁转机在北京见了两位朋友,带了两包东西。晚上起飞前给家里打电话,他们只是重复“路上注意安全”。

我却明白,爷爷可能不行了。

在候机厅,我试着拼出爷爷的样子。我知道他瘦,吸烟、耳背,唯一的娱乐是打扑克,大部分时间,都坐在窗边看马路上的车。但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,讨厌什么,不知道他有什么朋友,有什么终生难忘的记忆……他的样子那样模糊。

说到底,我们不熟。

我对这种“不熟”倒是很熟悉。和父母、亲戚,我们都很少感情交流,他们也不怎么展露。我待过的地方,就像断崖的流水,从来形成不了故乡。

我三岁离开出生的地方,到城市后搬家无数,平房、店铺、楼房,拆了,盖了,都没再回头转转。从幼儿园开始,除了小学前四年,我都在寄宿学校。

去托儿所那年,我是班上最大的学生,却是哭得最凶的一个。每周五回家,我妈都会从我裤兜里掏出一堆小饼干、点心。看到什么没吃过,我总想给妈妈藏一份。然后每个返校的日子,我都伤心欲绝。

等到小学五年级住校,第一个周末,我回到家就趴在店铺里闷声痛哭,我不知道自己哭什么。但我知道,那些情感的窗口都散了,宿舍里有我的失望、希望、沮丧、振作、惴惴不安和欣喜若狂。但家里什么都没有,我都是和自己待着。

大多数时候,我和父母都没什么可说的,他们不理解我,我也不想让他们理解。和爷爷奶奶话就更少了,极少亲昵,更多的是沉闷地坐着。他们对我很客气,不像对被他们带大的表弟和堂妹。我们的关系就像是照章行事,他们有着更亲密的愿望,但处处克制,无从表达,我则游荡在关系之外,不想探身太近。

我隐约觉得,这一切都有模糊但坚定的分工,背后是一个简单任务,像打战略游戏:在资源有限的设定下,怎样用最短的时间,快速升到更高级别。没有bug,没有秘籍。饥荒、乡村、城市、大学,积木一样搭成单向的梯子。

而很显然,这个游戏里,怀旧不是必需品。

2

有那么一阵子,大概是初中,我很热衷于探究自己的祖籍,根据查到的一星半点证据,我幻想过很多奇怪的身世。我查询历史上姓杜的名人,按历史时期排序,想象我所继承的脉络怎样辗转其中;我对山东西南的新闻特别留心,因为爷爷、姥爷都是60年代从山东逃荒到东北。

尽管当时的我还没有去过“祖籍地”,却设想了对他们的100种认同。

初中后期,爷爷奶奶搬到城市,逢年过节,我开始有了要前往的地方。

最开始还在平房的时候,需要烧炕,烧炉子。我就和爷爷一起烧,我想要把祖籍坐实,就问他所有闯关东的经历。爷爷话少,还保留着山东口音,我只能勉强听懂。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一遍遍地说,我就像做口述史的学生一样,努力拼起时间、空间线索。

但都没有用,他始终无法按照我的要求,将时间、地点具体化。我只大概记下:建国初,他和家里人一直摆摊做面点,大锅饭来了,面点摊被取缔,他就出去做工。大跃进时期菏泽闹饥荒,他就带着奶奶,按照几百年留下的“闯关东”习惯,逃离山东,迁到黑龙江,拉了很久的关系,才在生产队落户。

接下里的事情我就知道了,他生了四个子女,大女儿考上了中专,留在大庆油田工作、结婚。有了城市的生活。她帮扶着其他三人到大庆做小生意,所有人都落了脚,又回去将爷爷接过来。

但这并不是我希望获得的那种“家庭史”。

到头来,只是一次简朴的,社会学意义上的“链式迁徙”——依靠亲属关系来推进移居过程。整个过程,他们抓住了每一次可用的机会,养成了很多互助的习惯,避免了在山东沦为饿殍,脱离了急速塌陷的东北农村,又赶上了油田富裕的末端。这种迁移带来很强的惯性,使我们一代代成功地和过去绝缘。我父母虽然能够听懂山东话,但都说一口东北话。到我这一辈,连东北口音都弱了。

我们从各种途径,了解到山东繁缛的礼节,当作饭后供爷爷奶奶怀念的谈资。真正的生活中,我从没扫过墓,不知道出了两代直系亲属,应该对亲戚怎么称呼。

过往的经验在两代人之间快速贬值,我们没有回头看的喜好。

3

我到大庆机场时已经9点。来接我的是姑父,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哈尔滨亲戚。寒暄之后,才知道是我爷爷的侄女——同样从山东逃荒过来的另一支。我们坐上车,没太多话。姑父告诉我,爷爷中午就过世了。

自从诊断出肺癌,爷爷就性情大变,他不再处处想着子女,他开始藏钱。谁给他钱都收起来,放到床脚的一个布包里。有一天,他夜里偷偷叫醒奶奶,说你猜我有多少钱?说完伸出五个手指。这事儿被家里人当笑话背着他讲。

爷爷开始喊饿,而且自顾自地吃饭,他出门到麻辣烫店里点餐,狼吞虎咽,到了饭点,他会自己泡一包方便面,不管一会儿上桌什么。他更多地说起山东老家,对那一支的亲属念念不忘。今天早上通知了哈尔滨的亲属,他们开车过来,见了爷爷最后一面后,爷爷就撒手人寰。

姑姑说,本来想着能等到孙子、孙女回来,结果,还是惦记了这些人。

回到家里接近十点,所有人都坐着,50多平米的屋子站了十多个人。爷爷的遗体送去殡仪馆了,他们就都守着奶奶聊天。小叔眼眶发红,一直没停止流泪,我的两个姑姑没怎么说话。

我爸看到我,让我和哈尔滨来的亲戚挨个打了招呼。我听出他声音发哑,疲惫至极。后来,他们开始商量第二天的行程,大概是请了一位风水先生,要去招魂,看遗体,还有一些规定,诸如谁来撒纸钱。后天出殡,到时候要安排一顿酒席等。

我走到屋外,感到一阵愧疚。

从高中开始,我就想带爷爷回山东。最初是想找到家族根源,后来念头淡了,就觉得他有这念想,我应该帮一把。离开黑龙江农村,爷爷一次都没回去过,也从未谈起,但是年代更远的山东老家,他念念不忘。大学之后,我每年都和家里人提出回山东,都被他们以爷爷的健康为由否决。此刻我却隐约觉得,爷爷去世前攒钱,是想着偷偷回去——他担心别人怕花钱,想要自己解决开销。

到了二楼,有一排玻璃窗可以看到楼下到了二楼,有一排玻璃窗可以看到楼下

第二天,所有人都起得很早。我们坐车来到十公里外的殡仪馆,那里已经排上了队。停车场正对着的一排房子,门口都挂了灯笼,有红色、白色,有的点亮,写着名字,有的空白。我们十几个人走到中间偏右的一间,开了门,屋内放了两排花圈,正中间一口棺木,冷冻着尸体。

殡仪馆的风水先生指挥我们,按照辈分上香,磕头,又依次上前看遗容。轮到我了,走近,发现爷爷皮包骨头,比三个月前见面还要消瘦。不知道他最后的日子吃了多少苦,也不知道父辈的照顾花费多少精力。我看着垂泪未干的小叔、姑姑,还有眼神呆滞的父亲,觉得自己像个异类。即使到了这时候,我的情感还隔着一层。

从小到大,我一直跳脱在一切责任和情感之外,我保持了链式迁移的趋势,未来的某一瞬间,我能成为家庭向新的目的地转移的据点。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,让我不必为家庭担忧,并不能拥有更好的关系,只是削弱了联系。

停留了半个小时,直到一行人稀稀落落坐上车,回到家里才有了生气。哈尔滨来的亲属们活跃起来,给我们讲解之前办葬礼的经验。

一位远房姑姑说:“这算幸运了,东北比山东的礼节少太多,关里(山海关里)那葬礼都折腾惨了,孝子孝孙要跪几天,来人了都不能起来,披麻戴孝的。大冬天就在那里跪着,老远来个亲戚,哐当就得磕头”。

另一位姑父插嘴说:“酒席也少不了累,挨个伺候好了,老人走了,一家人也累趴下了。”最后,一屋子人都在说还是关外(山海关外)好。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不喜欢习俗,还是不适应。

第三天出殡,又被引领着做了一次仪式,父亲是长子,被吆喝到队伍最前,拿着瓦盆。风水先生让他学着说话,像是咒语。我只记得他们高喊:“爸爸!”然后“砰”的一声,瓦盆崩裂,雇佣的小乐队锣鼓齐鸣。我二姑忽然跪地恸哭,几个人都拽不动。

二姑比大姑小,看起来却要老很多。当时的农村人都明白,一个家庭是不能供养所有子女的。姐姐和两个弟弟读书,她就退了下来,烧火,做农活,后来爷爷奶奶被接到大庆,她才跟到城市。我小时候很害怕和她单独相处,土,怕埋汰。但她不顾这些,思维像是最简单的二进制,判断人就两套概念:亲,不亲;好,不好。亲的人,好的人,她能为你推倒一面南墙。

爷爷病重的时候,她每天挤两小时公交车来照顾,洗脚,做饭,或者就单纯看一眼,早上再返回去卖菜,累到在菜市场昏睡过去,但谁劝也没用,第二天继续折返。

有时候,我很羡慕她直观的情感,就像葬礼上,我努力调动,却沮丧地发现自己没办法哭出来。生活太具体了,而我一直困在抽象中。

焚烧炉隔壁,设置了一间追悼屋。一场小型哀悼之后,焚烧,亲属在外面等待骨灰。接下来,车队送骨灰到安置处,标记地点,从此有了清明节的目的地。

我们在市区办了几桌酒席,简单招待了来客。人群散了,家里人疲惫地返回。又坐在一间屋子里,沉默替代了忙乱。小叔说,他始终没法睡觉,一闭眼就是老人的样子。说完,别人赶紧找了新的话题。有人说瓦盆摔得好,又整齐又响亮,有人说今天风大,肯定能安详上路。

我没有继续听他们聊天,回到自己的房间,开始看去北京的机票。我又想起去山东的事情,感到一阵刺痛。

我和爷爷是有共同点的,他是开端,我是另一个开端,我们都不在乎此时此地,他无法返回故乡,而我压根就没有故乡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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